《国史大纲》成书过程
期次：第645期 作者：叶宗宝 查看：18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通史编撰经历之坎坷，莫过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相较于吕思勉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和缪凤林1935年前后刊印的《中国通史纲要》，钱穆在撰写《国史大纲》过程中，曾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之南迁。尤其他1933—1939年在讲授“中国通史”期间，从大纲到讲义，不断扩充、完善，乃至1940年以《国史大纲》出版，并公开发表“引论”声明此书意图，这一过程反映了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和激发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的教育情怀，颇值得今人学习。
专题讲授之确定。1933年秋，钱穆任国立北京大学“中国通史”讲席。校方规定该课每周4学时，一年授完。然“中国通史”内容浩繁，且当时无合适教材可用，若按规定讲完并使学生学有所获，必首先考虑教学方法。钱穆感到，二十五史、十通及其他史籍充栋塞屋，即便昕夕从事，亦非一年所能奏效，讲授内容要做到委悉周备绝无可能，何况每周才4学时。但是，讲堂讲授若做到简明扼要也很困难，因为从浩瀚繁重的国史中萃取题材，必先有一个系统观念作指引，而这又需要具备古之所谓专门名家之学识。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至无穷，而于拼凑中调和斟酌，以求其分量、篇幅大略相当，这又与狭义之类书毫无二致，实非“史业”之本义。经反复斟酌，钱穆以为此二法皆不足取，决定以专题讲授的形式开课。如其所言：“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书成自记”，第1页）但以40多个专题讲完中国通史，所讲内容要做到约略明备，必对每讲内容及标题格外考究，因而首要之举便是拟定课程大纲。
纲要编撰及中辍。专题讲授虽按课程大纲填满学时，但从1933年秋至1934年夏的教学效果看，有学生反映“苦于听受”，呼吁老师提供讲义。对此诉求，钱穆也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在他看来，讲义不能轻率为之，否则将有损于通史大业。职是之故，钱穆转而以所讲内容编撰纲要，以方便学生做笔记。亦即：每一讲，必编写一纲要与之对应。然此法运行不久，钱穆又认为，纲要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谓治史可以空腹”，或借取便总揽之利应付考试。因此，他又尝试选取参考材料，以作为诸生学习纲要之辅助。也就是，凡纲要所牵涉的材料，皆从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中摘出，供学生参考或自相阐证。但此法运行至东汉朝，钱穆又觉得编撰纲要太过简单，讲堂大义学生自可笔记，仅发参考材料可也。出于这个考虑，纲要之编撰遂暂且搁置。
国史读本之编注。1935年秋至1936年夏，钱穆讲授“中国通史”进入第三个学年。此时，他感觉所发参考材料对学生而言有些杂碎零乱，得之未必可用，因而又决定另编“国史读本”，以备课外之助。钱穆诏告诸生，治国史贵在“系统”，但“系统”必本诸“事实”，因“系统”可见仁见智，而大本大原之事实则终归一致。若不先通晓事实而急求系统，则如“无钱而握空串”，“串”之义终无法实现。再虑及当时中学历史教育不详史事、竞为条理，读到大学，学生甚至连司马迁《资治通鉴》尚不能终卷，这种情况下要在通史中专讲一件件事实，学生未必能听出门道。因此，国史读本之目的，就是从《通鉴》《续通鉴》《明通鉴》中提要钩玄，以为学生进治通史之预备。如是又讲授一年，亦即1936年秋至1937年夏，国史读本从秦代编至明朝，已达百万字。凡读本取裁，皆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其详略轻重，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书大相径庭。学生若先治此书于课外，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亦能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鉴于听讲者汉字素养不高，骤睹史籍原文“如入异国”，反不如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同上，第2页）。因而国史读本编完后，钱穆又转向为其作注，对史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等逐一注释，方便学生记诵理解，领悟文义之真际。但注释，既涉及考订，又须方便学生领悟，因“课繁力绌”卒未完成。
国史纲要之继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被迫南迁，中国通史之讲授暂时中断。南迁时，钱穆将通史笔记底稿数册藏于衣箱内随身携带，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及1938年4月文学院暂设蒙自，辗转流徙才稍得停踪。学校播迁流离，图书无多；加之万里逃生，无所靖献，钱穆复讲国史时倍增感慨。鉴于上课时学生两手空空，仅凭口耳，课外又无书可读，钱穆决定重续此前未竟之“纲要”。此期国史纲要之撰写，从1938年5月自魏晋朝以下陆续起稿，有些内容曾在有志于治学的学生中传抄。纵使1938年秋后学校回迁昆明，钱穆亦滞留蒙自，希稍得清闲继续构思未竟之书稿。然9月间空袭警报频来，他每晨抱书稿出旷野，逾午乃返，不得已又转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继续撰写。开课期至，钱穆于每周课毕必转寓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然魏晋以下全稿初成后，钱穆又觉“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同上，第3页）然复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钱穆又觉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修改。直至1939年6月全稿始竣，前后又耗时13个月。
国史大纲之刊布。国史纲要撰成后，为交代此书之意图，钱穆又作“引论”载之报端，不料却引起议者哄然。北大同事、胡适之密友毛子水读罢愤慨不已，扬言将作一文进行批驳，但事久后定，未见其一字。张其昀到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大文章，君必一读。”张其昀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张其昀遂于会后到宜良，宿山中一宵，将陈寅恪所言转告钱穆。后此书印出，钱穆特函陈寅恪，说书中恐多误，祈直告。陈寅恪答书，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实则，对于引用之出处，钱穆亦觉为难。一方面，《国史大纲》是教科书，宜力求简洁，“不能在每项材料下注明出典”（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53页）。另一方面，《国史大纲》由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但为取一律，对时贤文字亦不备详。加之“暴寇肆虐，空袭相随”，书稿时时有焚如之虑，故不得不率而刊布（《国史大纲》，“书成自记”，第4页）。为出版此书，钱穆于1940年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当即应允交上海印刷厂付印。书稿之最后校样，由光华大学吕思勉过目，但“商务送稿，日必百页上下，崔速校，翌晨即来去，无法细诵，只改错字。越半年始付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48页）。
国史大纲之意旨。《国史大纲》自1940年初版后，钱穆又根据读者反馈和学术进展，多次修订完善，于1996年推出新版，至今仍被视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读本。在该书扉页，钱穆昭告读者应具备四个信念。其一，要做一个知国史的知识人。即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者，对本国已往历史应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其二，要对国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对本国以往历史虽略有所知，此与了解一些外国史无甚区别，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其三，要对国史不偏激、不自谴。不以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满意；甚至站在历史的至高点，浅薄狂妄地将自身的种种罪恶与弱点诿卸于古人。其四，知史爱国者多才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具备上列三条件的国民越多，国家将越向前发展，不会被外国变相地文化征服。可见，《国史大纲》的用意，是力图通过梳理中国历史，激发国人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国史大纲》是钱穆从大纲到讲义不断扩充完善并最终出版面世的。从1933年秋，钱穆任北京大学“中国通史”讲席，到1940年《国史大纲》初版发行，总计耗时7年。其中，1933年秋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钱穆主要思考如何讲好“中国通史”课。从他决定以专题讲授为学生开课并回应学生呼吁讲义开始，中经编撰纲要、选发参考材料、编注国史读本等探索，钱穆一直在持续改进历史教学方法。之所以中断编撰纲要而转向编注国史读本，也是为医治学生“高心空腹”之病。然而，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4月北京大学文学院暂设云南蒙自，学生上课两手空空，课外又无书可读的情景，使钱穆发奋续写此前未竟之纲要，直至全稿始竣，公开出版。《国史大纲》成书过程，反映的是历史教学如何坚持学生中心和持续改进，并以此激发青年学生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对历史教育工作者来说，至今仍不乏教育指导意义。（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原载《信阳师范大学报》2025年7月3日第2版
